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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钱大昕（1728-1804年），字晓徵，号辛楣，又号竹汀，晚号潜研老人，今上海嘉定人，清代经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教育家，乾嘉学派代表人物。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，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特赐举人，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中进士，官至詹事府少詹事，乾隆四十年（1775年）居丧回乡，潜心著述课徒，历主钟山、娄东、紫阳书院讲席，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两千人。
    钱大昕生前即为饮誉海内的学者，在经学、史学、舆地、金石、典制、天文、历算以及音韵等方面都颇有建树，与纪晓岚合称“南钱北纪”，著有《十驾斋养新录》《廿二史考异》《潜研堂文集》等作品28部。
    钱大昕家训以品德和学识相济为核心，内容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：处世与人为善，不可欺天罔上；做人不可自满、妄求利福；治学严谨求是，读书须有创见；潜心研究学问，老而读书不辍。
    钱大昕家训内容丰富，载体很多，以他写给儿子的“教子联”——“闲每劝人为善乐，贫惟教子读书勤”，及其亲笔写下的“诗礼传家”牌匾最为有名。两条训言语言朴素却意味深长，要求后辈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要注重品德和学识修为。此外，他曾为嘉定钱氏祠堂写下文章，希望家人勤俭持家，彼此相亲相爱，被族人刻在宗祠的石碑上以教育后人。
    钱大昕德行高尚，一生汲汲于学术，被公推为“一代儒宗”。钱大昕能在为学为人上达到此种境界，固然是其自身努力所致，也与良好家风的熏染密切相关。钱氏尚学、慎独和戒满的家风传承，对其家族之人向善向学的人生追求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。
    钱大昕的祖父钱王炯为人正直，拒一时之小利，立一生之清白，给后辈传下了奉法守正的家风。如他69岁时，恰逢朝廷恩诏，向70岁以上的老人赐予粮食和布匹，同乡中有虚报年龄领取赏赐的，有人劝钱王炯也这样做。钱王炯却态度严肃地说：“寿命由天，人可欺，天可欺乎？欺天而罔上，吾不为也。”这种家风在钱大昕父亲钱桂发身上进一步得到体现，“性耿介，不妄与人交。”为做好饥荒时候的施粥工作，“晨入夜归，检视必周，经画井井，胥役无中饱私囊者”。
 在崇文商学方面，钱大昕祖父和父亲的启蒙和教导极为重要，奠定了钱大昕成功的基础。钱王炯授书乡里，博览群书。亲旧家有藏书，辄借读之，虽盛暑寒冬，未尝一日少辍。钱大昕五岁时，“亲授以经书”。钱桂发 “少承庭训，以读书立品为务”。年轻时读书，“不屑屑记问章句，习科举子业，涤烦去滥，一以先正为师”。可见钱大昕的治学品质方面多承其家学。后人将钱王炯父子两辈言行概括为四句话：其一，处事不欺天罔上；其二，做人力戒自满、不妄求利与福；其三，读书须有创见；其四，老犹读书不辍。
    自钱王炯开创的严谨治学的家学传统，体现在家族治学方面就是“实事求是”精神，成为钱大昕学术思想的核心。“实事求是”有些集中体现了乾嘉学术的基本特征，如重事实和重考据等；有些则具有针砭时弊意味，如破除门户之见、反对剽窃成果等。钱大昕本人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终其一生，始终秉持“实事求是”“无徵不信”的精神。清代以后，嘉定钱氏家族亦不乏名人显达，这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良好家风的润溉之功。
    正是有这样良好家风的熏染、激励与规范，才成就钱氏家族在清代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。钱氏家族世代向儒，后世名家辈出，有嘉定“九钱”之称。“九钱”之一钱塘与钱大昕、钱大昭互相切磋，再次彰显了“不唯上只唯实”的家学传统。史念海赞道：“其时海内名家，虽不可数计，然‘嘉定九钱’实不愧一时儒宗”。清代著名学者江藩的评价：“先生（钱大昕）之弟大昭，从子塘、坫、东垣、绎、侗，子东壁、东塾，一门群从皆治古学，能文章，可谓东南之望矣！”嘉定钱氏最终形成了与吴派、皖派鼎足而立的潜研学派。
    嘉定钱氏家族一心向学、立志读书的庭训，成为最为励志的家风被代代相传。传到第五代师字辈、第六代庆字辈时，家族虽然不复往日辉煌，但子孙依然孜孜以求，以学问和道德自砺。如钱师慎、钱庆曽等，皆能恪守家学，并取得可观的成就。所谓流风余韵，不坠家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