党建文化

    “六廉”思想是我国廉政思想遗产中的精华。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的《周礼》一书中，提出了考察考核官吏的“六廉”思想，它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对官吏整体素质的要求，影响十分深远。
    有腐败就必然有反腐败的廉政思想，如何防止官僚腐败堕落的廉政制度设计，已经成为那时政治家思想家必须思考的重大时代问题
“六廉”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
    “六廉”思想的产生是对腐败现象长期存在的深刻思考。腐败是文明社会以后的普遍现象。根据历史记载，在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前夜的氏族社会晚期，腐败就已经产生。相传在黄帝时，就出现了“贪于饮食，冒于货贿，侵欲崇侈，不可盈厌，聚敛积实，不知纪极，不分孤寡，不恤穷匮，天下之民，以比三凶，谓之饕餮” 的贪残害民之吏，这与黄帝本人“劳勤心力耳目，节用水火财物”的为政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    在腐败产生的同时，反腐败的廉政思想也产生。《尚书·尧典》中记载了尧为政“允恭克让”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”“敬授民时”等思想，就包含了统治者应当勤政、节用、爱民、尚贤等多层含义。《尚书·皋陶谟》提出的“天聪明，自我民聪明。天明畏，自我民明威”，以及“简而廉”的思想，是我国传统民本思想和“廉约”观念的渊源所在。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也没有制度化，文明诞生前夜的贪腐人物、廉政思想、廉政行为等大都带有传说色彩，尚难以坐实，但这些传说的记载，也是我们祖先对贪腐痛恨、对美好廉洁政治理想追求的一种反映。
    夏商西周是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早期发展阶段。腐败犹如汹涌的潮水与王朝相伴随，对公共权力滥用而发生的腐败不绝于史。如夏王朝第三代国君太康“娱以自纵”，放弃了祖先禹勤俭的作风。到夏桀时，“不务德而武伤百姓，百姓弗堪”，夏王朝走到了历史的终点。
    继夏而起的商，虽在王朝之初吸取了夏亡的教训，但很快就出现了“三风十衍”“奢侈逾礼”的乱政。至纣王，更是“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，而盈钜桥之粟。益收狗马奇物，充仞宫室。”重用奸佞好利之臣费仲、恶来等。商纣王的利令智昏，贪婪无度，给周部族的崛起提供了难逢的机遇。
    取代商而兴起的西周统治者，对贪婪奢靡之害有了高度警觉，提出了“敬德保民”的思想，从而保持了政权相当长时间的稳定，也创造了我国奴隶制时代礼乐文明的高峰。但腐败并没有被遏止。成康之后，西周政权开始走向衰败，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最高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与贪婪腐败。如周厉王为了贪图享受而专山林川泽之利，重用荣夷公，国人敢怒不敢言，召公警告他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，但他一意孤行，最终被国人暴动赶下了台。周幽王更是一个喜好声色的昏淫之君，废太子，宠褒姒，任用“为人佞巧，善谀好利”的虢石父，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，身死而国灭。
    上述种种腐败现象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，促使了廉政思想的萌芽与发展。
    “六廉”思想的产生是春秋战国官僚制管理的内在需要。西周灭亡后，历史进入东周，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。这一时期国家林立，竞争激烈。随着等级分封制贵族社会的瓦解，各国逐渐开始建立起君主官僚制新的管理模式，不再依靠世袭制的血缘贵族，而是由代表君主在各地实施管理的官僚来治理国家。这些官僚听命于君主，权力及身而止，不再世袭。他们只领取俸禄，也不再享有其他政治、经济、法律特权。
    当时社会已经开始发生重大转型，但腐败现象依然不可遏止。鲁国权臣季桓子接受齐国贿赂，纵容国君沉迷于齐国美色，怠于政事，多日不听朝政，致使孔子抱负难施，背井离乡，鲁政也因此急转直下。吴国重臣伯嚭，不忠于其君，而外受重贿，置伍子胥于死地，使吴国很快亡于越。《说苑·理政篇》记载齐景公时晏子治东阿“属托不行，货赂不至”而受景公指责，“属托行，货赂至”却受赞誉的黑色幽默故事，反映了齐景公时齐国腐败黑暗的政治生态。《左传》中记载了大量贿赂事件，遍布内政外交各个方面。《列子·说符》中记载的“齐人攫金”故事，以及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记载的“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”的谚语，是春秋战国时期受金钱扭曲的价值观横行的真实写照。